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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的汽車一向禮讓行人，所以行人過馬路時總大喇喇的，慢條斯理的，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甚至有點不把車子放在眼裡的味道。可是有天下午我在GEARY街靠近新華埠地方過馬路時，一輛紅色跑車居然在我面前闖紅燈，差點擦撞到我。這種情形非常罕見，我倒想看是何方神聖所為，凝神一看，原來是個東方面孔，而且可能是中國人。我依稀感覺這傢伙的嘴角還泛起一絲微笑，我環顧四周，街角果然沒有警察，怪不得他敢衝、敢囂張，我後面的一位美國老太太，聳聳肩對我做出旣無奈又憤怒的表情。
不知怎的那絲微笑我覺得很熟悉，都是有點詭譎，有點自傲，或者說有點取樂的味兒。我不痛快的再走了兩個街區(BLOCKS)，忽然想起來，那多像我多年前認識的一位女友的笑容，記得有天她喜孜孜的告訴我：「今天我賺到了。」我以為她發了什麼財，正羨慕她的好運，並替她高興時，想不到她接著說：「今天我闖了兩次紅燈，都沒被警察抓到，所以賺到了。」她盈盈的笑，神采煥發，眼神中即透出剛才那種相同的黠慧。在笑眼中，我感覺在她亮麗的容顏下藏著一顆刁頑的心。
對自己或別人寧願「惡小而為之」的行為，我似乎早已習慣了，當時面對朋友的興奮，我絲毫沒有責怪她的意思，反而採取贊同的態度。我們都認為這沒什了不起，偶爾「搞怪」一下，讓平凡的生活增添一點色彩，不管這種色彩是否邪門，似是一件不錯的主意。也許我太熟悉這種習慣，因此當看見有人竟堅持不那樣做時，有人竟遵循「書本上」教誨的原則來行事時，我像撞到邪一般，覺得不可思議。我初到美國時，處處想「偷跑」的慣性仍然非常強大，但看到人家好整以暇的、悠哉遊哉的過馬路，我才警覺自己不太對勁，自己好像小盜賊，隨時準備偷襲。尤其是有一回在晚上十二點，已經沒有交通警察了，我發現一排汽車竟然停在十字路口等綠燈亮，他們耐心的等，全無闖紅燈的意思，這在台灣簡直是愚蠢，因為沒有「威脅」的存在，不闖白不闖，還等在那做啥？這些老美不偷雞摸狗，顯然沒有利人，反而有「損己」之嫌，莫非傻蛋不成？但他們真傻嗎，這景象給我的震撼久久無法消退。
我想起胡適當年來美國的故事，有一次他坐出租汽車，當時已經三更半夜了，路上早就沒有行人車輛，可是車子開到十字路口，正好碰到自動管制的「紅燈」，那位司機立刻煞車，硬是要等到紅燈過去以後，才起動往前開。他不管有沒有人，不怕停車麻煩，不顧時間耽擱，反正看到紅燈就停，這種不需要別人監視，完全自動的約束自己，使自己遵守規則的精神，讓胡適大為感動。他後來向人稱讚道：這位司機的精神，就是我們中國人「慎獨」的精神！
什麼是慎獨？李敖旣嚴肅又頑皮的說：「所謂『慎獨』，就是一個人單獨的時候，不幹狗屁倒灶的事，不做不守規矩的事，他自己的行為對他自己的『理智約束』負責，並不對『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群眾負責。」
胡適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我們知道美國人沒有那麼完美，胡適感嘆中國高等知識份子歷來懸為高格的精神，在美國尋常老百姓的身上卻是稀鬆平常的事。我九十年代才來美國，看到的美國，聽說其狀況已明顯的走下坡。不錯，美國固然沒有滿街的聖賢，但一般來說，他們人民的公共道德似仍勝台灣一大截。我在夜深人靜時，不虞有警察出現，看到的依然與胡適當年所見的差不多，我一樣不習慣，我不得不承認美國人確實比不上中國人會「通權達變」。
在美國的中國人常說美國人笨笨的，我一直在思索這問題，為何中國人老自認「比較聰明」？從小我們被學校教不准這樣、不要那樣，這些原則沒有人不懂。但一旦應用到現實，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許多人偏偏「手癢」，總要來那麼一下。書本是書本，我是我。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我讀到一篇文章，不知道算不算是解答。這篇文章說：「西嬰的哭法，亦與我族不同：乾脆俐落，往往第一聲是石破天驚，再聽第二聲，沒有下文了，母親不接受哭泣語言，不予理會，久之，嬰兒自知無效，也就不再費心。像中國嬰兒那種長篇大論的哭法，有著嬌、賴、刁、橫的複雜內容，邊哭邊跟大人對話，討價還價，起承轉合，最後以得到實際勝利告終者，從未有聞。」結論是：「最初建立的人際關係和應對方法，會影響到一生的做人處世，而社會倫理觀念的形成，也不能說與人之初的訓練沒有關係罷。」(寬禿先生，「手痕集」口唇期)照這樣說來，中國人是否從小被寵壞了，很早就會「嬌、賴、刁、橫」，等長大了卻拼命說要做「君子」，說要慎獨，可是幾人能夠？
――黃哲真(本文原載於台灣新生報199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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