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在道教中的地位及其現實意義—從祭祀拜祖與道教根源談起


在古漢語中,“祭”之義為“祀”,《說文解字》稱“祀,祭無巳也”。祭之字義從月(同肉),從又(同手),從示(祀神)。意思是說,用手拿著肉(祭品)獻給神明享用。 《孝經·士章·疏》的解釋是:“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這種解釋與《說文解字》的字義訓詁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從古人的種種資料中,我們可以明白,在“祭祀”之時,人以牛羊肉之類的“犧牲”奉獻於神明,且將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禀告神靈,企求神明賜福,這表明了人對神明的景仰與敬畏。

        
在遠古時代,“祭祀”的範圍頗廣,從日月星辰,到大地河流,以及現實中的諸多動物、植物,只要能夠給人們的生存帶來利益的幾乎都在先民的祭祀之列。不過,在祭祀傳統中,祖先實際上處於核心地位。這是因為祖先標誌著祭祀施行者的根源。在重視根源的民族裡,自己的祖先當然是備受景仰的。

     
《說文解字》謂,“祖,始廟也”,又“始兼兩義,新廟為始。遠廟亦為始。故袱袍皆曰祖也”。就具體情況而言,“祖”的範圍並非單一,它包括大祖先(即民族祖先)、家族祖先以及家庭祖先。

       
家庭祖先指已故的上輩成員,他們在血緣上與其後代存在著不可分割的締結關係;而家族祖先則指本族(一般指一姓)中在血緣上隸屬的最具代表的根基人物;大祖先又可稱民族祖先,它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具有共同血緣的祖先。

在原始社會中,除了一個家庭或幾個家庭聯合進行的祖先崇拜外,更有部落共同的祖先崇拜,這就是大祖先崇拜的雛形,此等崇拜表現了先民對其創業傳世公德的崇敬和族群發端的懷念。

     
“大祖先崇拜”到底發生於何時!目前所存資料實際上不足以揭開其奧秘;不過,有事實顯示,“黃帝”至少代表了中華民族大祖先崇拜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中國遠古文化里,特別是在漢民族文化圈中,黃帝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至今中國人都自稱“炎黃子孫”,說明他在中華民族國人心目之地位乃是根深蒂固的。

      
從文獻上看,有虞氏、夏、殷、周等族都十分崇拜黃帝。 《史記·封禪書》稱,春秋末年在位的秦靈公“祭黃帝”於雍側;戰國初年齊宣王以敬慕的口吻謂“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在統治者倡導下,一些文人學士也紛紛讚美黃帝。從五行家鄒衍,到齊都西門稷下學宮的一大批學者們,“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一時間,“百家言黃帝”,出現了一股“黃帝熱”,以至到瞭如《莊子·盜跖》所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的地步。戰國時期出現“百家言黃帝”,極力推崇黃帝的局面,反映了長期分裂的各國,要求大統一的歷史趨勢。到了漢代,有關黃帝的學術思想更風靡一時,幾乎到達熾熱化的程度。學術流派紛呈,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盛。

       
有趣的是,黃帝在道教祭拜儀式中成為信仰的一面旗幟。考道教文獻,冠以“黃帝”之名的經書不勝枚舉。如《廣黃帝本行紀》、《黃帝八十一難經》、《黃帝內經素問靈樞略》、《《黃帝陰​​符經》、《黃帝龍首經》、《黃帝九鼎神丹經訣》、《黃帝太一八門入式秘訣》、《軒轅黃帝水經藥法》、《黃帝宅經》等。這些著作,或者敘說黃帝神蹟,或者闡述修煉秘法,或者暗示昇仙途徑。其內容各有側重點,文字風格也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共通的,那就是無論那一部經典,只要冠以黃帝之名或記述黃帝故事,都反映道教關於“大祖先崇拜”的心跡。上述收入《道藏》的經書,以《廣黃帝本行紀》所記載的黃帝事蹟最為詳細。此書有相當大的篇幅描述黃帝如何尋真訪隱、問道求仙的故事,但在字裡行間卻流露出那種崇拜民族祖先的特殊心情。在該書的末尾,作者特別追溯了黃帝之後的姓氏源流,謂“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吹律定姓者十二”,又稱黃帝之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子孫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該書由上古一直追溯到唐朝。這是因為作者本身是唐朝人,如果他是清朝人,相信他的故事將更加豐富多彩。作者進行如此的姓氏源流追溯,反映了仙道文化本來就有相當深厚的祭祀拜祖之底蘊。

        
黃帝成為道教大祖先崇拜的傑出代表,這並非偶然,而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是華夏整體民族文化的搖籃。被人們當作凝聚集體智慧於一身的英雄人物——黃帝由於諸多創造發明而享有盛譽。與此同時,黃帝把民族宗教文化逐漸融合起來,由此催生了一個統一的華夏文化體系。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素有崇尚“黃色”的傳統,以黃為貴,配之以“中”和五行之“土”,這本身即體現了一種頗為獨特的民族文化心理,“黃帝”之“黃”正是生活於黃土地之上的華夏族人的象徵,也是中華民族正統文化源頭的象徵。鑑於此等歷史蘊含,人們對自己文明的始祖——軒轅黃帝充滿了由衷的敬仰。此等因素潛移默化地積澱於歷代人們心理上,成為一種牢固的、抹不去的意識現象。道教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類型,在一般品行上自然打上華夏文明的烙印。故而,道教崇拜大祖先黃帝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道教以黃帝為大祖先而形成的祭拜,這是有特殊的理論根源的。道教以道家為母體,而道家本來就相當崇尚黃帝,有關黃帝傳說大部分來源於道家,尤其從莊子→稷下道家→黃老道,這一脈絡中更可以找到大量證據。在《莊子》中有黃帝問道廣成子的故事;在《列子》中則專設《黃帝篇》以敘說黃帝事蹟。稷下道家的重要典籍《黃帝四經》,託以黃帝之名,闡述修身治國的道術。這一切都為道教提供了基本的思想來源。道教秉承道家旨趣,以黃帝為旗幟,這無疑具有較強的號召力,故而黃帝能夠頻繁地出現於道教經書之中。

       
復次,道教以黃帝為核心的大祖先崇拜,這也導因於黃帝傳說所凝聚的長生成仙的精神。根據《史記》等書的記載,在先秦時期,有關黃帝的傳說早已染上了濃厚的神仙色彩。如鑄鼎於荊山煉丹砂之類就已具備了仙道的思想意蘊。古人傳說,黃帝煉丹服食,有巨龍從天而降,載黃帝升天而去。此等仙道故事與道教關於“長生不死、羽化登仙”的基本宗旨是合拍的。故而,道教因襲之、光大之,這乃在情理之中。當然,這樣認定絕非僅靠邏輯推理而出。倘若稽考道教典籍,那就可以看出,道門中人確實是將先秦原有的黃帝昇仙故事加以繼承並且廣泛地匯入其煉丹以及諸多方術、法術體式之中。 《黃帝九鼎神丹經決》卷一稱:“黃帝受還丹至道於玄女,玄女者,天女也。黃帝合而服之,遂以登仙。”《黃帝內經素問補詮釋文》謂黃帝“欲合神丹”,告誡“當於深山大澤,若窮裡曠野,無人之處;若於人中作之,必於高牆厚壁,……”,《廣黃帝本行紀》敘說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逆煉九鼎之丹服之……”。在道教經典中,黃帝不僅是一位煉丹高手,而且還是太一、遁甲、六壬等占卜法式的締造者。 《黃帝太一八門入式訣》卷下以黃帝之口吻稱“六丁玉女常自隨各有知。若欲使之,各呼其名,自可神驗”。 《秘藏通玄變化六陰洞微遁甲真經》說九天玄女送《遁甲符經》三卷予黃帝,“上卷乃神仙煉丹抱一之術,說長生之法;……”在這些經書中,無論作者出於什麼目的,也無論作者如何鋪敘,“黃帝”都成為道術的創造者或者播揚者,而這一切又都圍繞著一個基本精神——“延年益壽、羽化登仙”。儘管道門中所講述的黃帝故事已同先前所流行的故事存在很大差異,但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彼此的密切關聯。正因為道教產生以前所流傳的黃帝故事包含著仙道內容,道門中人才如此有興趣,通過解說、發揮,使得原有的黃帝昇仙故事更加栩栩如生,富有魅力。當此等內容在道門之中頻頻傳播之際,以黃帝為代表的祭祀拜祖儀式便更具土壤了。

         
以黃帝為核心的祭祀拜祖文化不僅是道教形成的根源,而且是道教思想體系逐步豐富、發展的原始動力。此等動力不斷地激發道門中人去創造、發揮,從而造就了一座宏偉的道教文化殿堂。就此角度而言,作為祭祀拜祖的重要形式——“黃帝大祖先崇拜”也是整個道教思想的根源。道門中人宣傳黃帝,這雖然服務於“長生不老、羽化登仙”的基本宗旨,但在客觀上又反過來促進祭祀拜祖的宏觀民族宗教的發展。因此,它不僅在理論上具有獨特價值,而且在民族團結問題上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

       
首先,道教崇尚與祭祀黃帝,其精神實質不僅在於黃帝是“人文初祖”,而且在於他作為華夏民族統一的象徵具有巨大的榜樣力量。

       
就上述諸多典籍的記載來看,黃帝是人也具有神的品格。在先民的心目中,黃帝富有寬廣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善於觀察事物,認識自我,反悟自我。古文獻記​​載,黃帝在治理國家的早期階段,並未順應自然,結果產生了種種差錯,後來有一天,黃帝白天休息時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漫遊華胥氏之國。 《莊子·在宥》謂“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黃帝醒來,明白了最深的道是不能根據常情求得的,他於是順應自然而治,所以“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埒。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子·黃帝篇》)。對於此等以自然為本,順應民心而治理社會的法度,《莊子·天道》作了歸納總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無所積,故海內服”。意思是說:天道運轉而不停滯,萬物得以生成;帝王治國因任自然而不停滯,天下人民就會歸附。聖人之道行世不停滯,所以普天之下,人民都順服。在此,黃帝被塑造成為一個因任自然而治世的模範典型。我們知道:《莊子》與《列子》一類著作在道教之中都是極為重要的經典,道門中人在修行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解說,並且根據其基本理念來構造新的典籍。故而黃帝因任自然的精神便在傳遞過程中不斷受到強化,在華夏族人之中深深紮根。此等影響的發生,就在於大祖先——黃帝所具有的榜樣力量,而這種榜樣力量之所以發生效用,道教無疑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道教崇尚與祭祀黃帝,這種大祖先崇拜傳統乃貫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生存理念與宗教倫理精神——“中和性”。

       
以往,人們在言及“中和”時往往單純地從儒家文化內去尋求根據。事實上,此等思路是要導致片面性的。筆者並不否認儒家文化包含“中和”理念;不過,還必須指出,早在儒家誕生之前,中和理念即已初見端倪。稽考古老傳說,我們發現黃帝故事本身已具備了“中和”精神。因為在先民的心目中,黃帝“四面”,“建中立極”。此等理念通過“易經”而發展起來。 《易》之卦畫以三畫象徵天地人,人居於天地之中,這體現了以“中”為正位的思想。故《易經》卦爻辭凡遇中爻得位皆為元吉。 “中”之所以被尊崇,是因為它像徵人與天地之氣的感通與協和,“居中”為“正”,而“正”則“和”生,這就是“中和”。道家師老子《道德經》不僅提倡“守中”,而且以“沖氣”為“和”,所謂“沖氣”也就是“中氣”或稱“中和之氣”。

       
道教以黃帝為旗幟、以老子為宗師、以《易經》為萬術之本,這必然將“中和”的精神發揚光大。在道教傳記類書內,黃帝形象含著深深的“中和”精神。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謂黃帝轉蓬之象,以作車,將神出生“澤中”,又稱黃帝作屋宇宮室,將此稱作“處於中”;黃帝見河圖則齋戒於“中宮”,他“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在此,《仙鑑》屢言其“中”,而所謂“黃服”等黃色之物,亦是“中”的法相。不僅如此,《道藏》之內還有不少經書之名冠以“中”字,例如《太上靈寶昇玄內教經中和品述議疏》、《中和集》、《規中指南》、《赤松子中誡經》等凡27種。這些經典雖然不一定都以“中和”精神為旨要,但或多或​​少包含“中和”字卻是無疑的。另外,有大量的道教經書雖然沒有在名稱上出現“中”字,卻多涉“中和”理念,甚至將之當作修道的重要原則,如《太平經》強調天地人三通相和,而《黃帝陰符經》以聖人居天地之中而致“相通”之用。這一切說明了道教宣傳黃帝,不僅保存黃帝居中的協和精神,而且將此等精神大大發揚。道門中人如此註重“中和”精神成為修道原則時,勢必在客觀上強化了它,從而也就使黃帝形象所貫注的“中和”精神更加飽滿,因此也就更富有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客觀價值。

       
復次,道教崇尚與祭祀黃帝,這種大祖先崇拜傳統存在著一種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它在客觀上具有促進民族團結和國家繁榮的功能。

      
道教信仰中的黃帝,雖然居於高位,但他並沒有脫離實際生活,更不脫離人民群眾,沒有視下層人民為自己的奴隸,他與勞動人民緊密相連,生活在一起,協同勞作,同甘共苦。在這協和的氛圍內生活,沒有民族歧視,人民和睦相處,平等相待。由於黃帝​​能夠調和自然、社會和人民的關係,國家治理也就順理成章。

      
根據道教文化精神,國家治理一個重要標準是民族團結而形成“大一統”的穩定局面,社會穩定,人民康樂。這種“大一統”的文化象徵就是全體華夏族人凝聚在大祖先黃帝名下。換一句話來說,以黃帝為核心大祖先崇拜正是“大一統”社會結構在信仰上的反映,它浸潤著先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種向心力的表現。而此等向心力本身又意味著多元的社會整合關係。事實上,“華夏”本身體現了一種整合,它並不意味著單一的民族集團,而是多民族的複合體。我們的國家,自軒轅黃帝肇始之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有統一、有分裂,各兄弟民族之間,有時和睦相處,有時也相互碰撞。然而,最終卻在黃帝的旗號下凝聚起來了。

     
又次,道教尊崇與祭拜黃帝,在理念上也強化了創造、開拓精神,因為在早先的黃帝故事裡本來就蘊含著此等精神。道教不僅廣泛搜羅了各種黃帝創造、發明的故事,而且進行整理加工,使之更具有號召力。從道經記載來看,黃帝的創造與開拓事蹟是相當感人的:他重視農業生產發展,注重解決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問題;他不僅注意對天文氣象的觀察、曆法的製定,而且探求醫理;他造文字,定律呂,制弓矢、制禮儀、做冕服,發明了諸如舟、車輛等工具,等等。總之,在道教的經典敘述中,黃帝是上古文明最具成就的大祖先,他的尊天、法地、堅韌、睿智、激情、真誠、愛心、好學等品質激發出偉大的生命力,憑藉這種主體生命力,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為神州大地的昌盛與繁榮奠定了物質的和精神的基礎,提供了不少的力量源泉。道家、道教崇尚與祭拜黃帝既是宗教激情高揚的結果,也是民族精神的匯聚。

         
一項普通、簡單的祭祀活動,往往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道教對黃帝的崇拜正是如此。作為大祖先崇拜,它本身是以家族祖先與家庭祖先之崇拜為基礎的。這就是說,大祖先崇拜在精神上乃包容了家族祖先崇拜與家庭祖先崇拜。此等“包含”存在著諸多中間環節,道教的根源與這些中間環節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從崇拜的宗教儀式到崇拜的思想內容,從崇拜的經典創造到故事的傳播——道教在這些活動過程中不斷地吸取了祭祀拜祖的精神,培養起崇敬的情感和誠善的處世態度。在拜祖過程中,道門中人獲得了聖潔宗教精神的洗禮,也感悟了人性的本原,激發了創造的獨特智慧……

 

 
(作者:郭剛來源:中國道教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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