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在漢代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影響
唐明貴
摘要：在漢代，隨著儒學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受通經治用學風的影響，作為孔子思想主要載體的《論語》不僅成為君主理政、選人，臣下對策、議政的依據，而且在太學教育、地方官學教育、私學教育及蒙學教育中也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在兩漢時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論語》；漢代政治；漢代教育
作者：唐明貴（1971—），男，山東臨清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博士後研究人員，聊城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論語學史。
漢初，隨著儒學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和以“經術緣飾政治”之風的興起，儒家經典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現。 《論語》作為儒學的一部重要經典，這時也得到了封建統治者們的青睞，成為君主理政、選人，臣下對策、議政的依據、準則、指南與借鑒。與儒家思想政治主導地位的確立相伴而行的是，《論語》也在教育領域，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影響。
一、《論語》在漢代政治中的地位和影響
《論語》是孔子思想的主要載體，其中有不少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容，而且短小精悍，通俗明白，便於記憶，故而無論是君主的理政，還是臣下論政，都以之為據。
（一）君主在詔書中徵引《論語》，以之為理政之據。漢武帝元朔元年，發布《舉孝廉詔》，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同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說？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漢書•武帝紀》）其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句，顏師古注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可見，漢武帝詔書中的確較為完整的徵引了《論語》中的兩段經文，用以貶斥察舉孝廉不得力的官吏，告訴他們不是天下沒有人才，只是他們沒有發現而已。通過檢視史書，筆者發現，這是《論語》經文首次較為完整的出現在皇帝詔書中，實開後世皇帝徵引《論語》緣飾詔令之先河。 《論語》經文通過詔令，頒於朝廷，布達於民間，一方面有利於《論語》的傳播，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論語》的地位。
自武帝后，漢代皇帝在詔書中屢屢稱引《論語》。據筆者粗略統計，在《漢書》和《後漢書》中，漢宣帝2次，漢元帝3次，漢成帝3次，漢哀帝2次，漢平帝2次，光武帝4次，漢明帝2次，漢章帝3次，漢宣帝2次，漢和帝1次，漢安帝1次，漢順帝1次，漢獻帝1次，這些詔書涉及察舉、刑法、厚葬、教化等諸多方面。如漢成帝永始元年，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漢書•武帝紀》）漢成帝引用《論語》經文，作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依據。又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兩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帝以《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話為依據，著手簡省刑法。又東漢明帝中元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製，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予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後漢書•明帝紀》）漢明帝在詔書中引用《論語》中孔子的言行，對當時盛行的厚葬糜財之風進行了批評。
（二）臣下徵引《論語》作為上書言政的依據。不僅皇帝的詔書中大量引用《論語》經文，臣下上書言事時也常常引用《論語》以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這在漢代由陸賈肇其端，高祖曾讓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書》（《漢書•陸賈傳》）。在這十二篇奏疏中，陸賈就曾11次引用《論語》經文，分佈在六篇中，其中《道基》、《術事》、《辨惑》、《本行》、《思務》各1次，《慎微》6次。內容涉及教化、修身、治國等諸多方面。高祖雖不好《詩》、《書》，但對陸賈的奏疏卻每奏稱善，可見高祖對其所作所為還是認可的。
陸賈之後，董仲舒更上層樓，他不僅在其與漢武帝的對策中，而且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多處引用《論語》經文，以之為自己的理論根據。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共徵引《論語》16次，其中第一策7次，第二策5次，第三策4次，用以說明仁義、教化、舉賢、德治等方面的問題。如第一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順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兩次引用《論語》，說明統治者採取什麼樣的統治措施，就會形成什麼樣的民風。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對《論語》一書的重視，不僅體現在“天人三策”中，而且在其專著《春秋繁露》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在該書的《楚莊王》、《玉杯》《竹林》、《精華》、《隨本消息》、《俞序》、《度製》、《身之養重於義》、《奉本》 、《深察名號》、《實性》、《郊語》、《郊祭》、《郊事對》、《執贄》、《山川頌》、《祭義》諸篇中，董仲舒共引用了29次《論語》經文，內容涉及天人關係、古今關係、君臣關係、君民關係等。由此看來，董仲舒對《論語》是非常重視的，《論語》已經成為其著書立說的根據和指南。
除董仲舒之外，兩《漢書》中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他們在上書言政時，紛紛引用《論語》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話語，以之為自己的理論根據，限於篇幅，茲不引證。
（三）臣下在議政時徵引《論語》，以之為自己的論據張目。唐晏《兩漢三國學案》卷九雲：“夫漢家以經義斷事，每有大議論、大獄訟，輒引經義以決之。”而《論語》雖不在五經之列，但在議政時也常常被徵引。在漢代，共發生過三次大的議論，一次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論會議，一次是漢宣帝時期的石渠閣會議，一次是東漢章帝時期的白虎觀會議。在這三次會議上，《論語》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鹽鐵論會議上，賢良文學和御史大夫就王道和霸道的諸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爭論中他們引經據典，各稱己說，直接或間接引用《論語》達97次之多，涉及到60篇中的38篇，其中《本議》5次，《通有》1次，《非鞅》3次，《晁錯》2次，《刺權》4次，《論儒》7次，《憂邊》3次，《輕重》1次，《未通》1次，《地廣》 6次，《貧富》3次，《毀學》3次，《褒賢》7次，《相刺》2次，《殊路》8次，《訟賢》1次，《遵道》5次，《論誹》5次，《孝養》1次，《刺議》3次，《利議》3次，《散不足》2次，《疾貧》1次，《後刑》3次，《授時》2次，《水旱》1次，《崇禮》1次，《執務》1次，《能言》1次，《西域》1次，，《世務》1次，《和親》2次，《論鄒》1次，《刑德》1次，《周秦》2次，《紹聖》1次，《大論》1次，《雜論》1次。為了更明確的說明問題，茲引《鹽鐵論•遵道》篇證明如下：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睿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贏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乏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蒙殃也。”
丞相史與文學各自徵引《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話，以輔陳己說，丞相史認為應效法商鞅實行法治，而文學則主張治國必遵“先王之法”、“聖人之道”。
在石渠閣會議上，“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漢書•宣帝紀》）。會上共有《尚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三十八篇，《春秋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可見，除《尚書》、《禮》、《春秋》這三本重要的經典外，《論語》在這次會議上也受到了格外的關注，成為諸儒講論的重點。可惜《論語議奏》已佚，我們無從知道他們爭論的問題，以及漢宣帝和蕭望之是如何平議的了。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為了解決章句煩瑣和統一經義，召開了白虎觀會議，章帝稱制臨決。會議討論的結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論》。在這部書中，通過四十三個名詞解釋對封建等級制度進行了闡釋和規定。在解釋過程中，往往引經據典。據筆者統計，《白虎通德論》中共徵引《易》17次，《尚書》52次，《詩》37次，《禮》32次，《春秋》21次，《孝經》9次，《論語》57次。其他的經傳筆者沒有統計。僅就這“五經二傳”而言，《論語》無疑是引證最多的。這些經文分佈在《爵》、《號》、《禮樂》、《封公侯》、《三軍》、《誅伐》、《諫諍》、《辟雍》、《聖人》、《三正》 、《三綱六紀》、《壽命》、《宗族》、《姓名》、《五經》、《嫁娶》、《紼冕》、《喪服》、《崩薨》等篇目中，幾乎占到總篇目的二分之一。由引證次數之多和遍布篇目之廣，不難看出《論語》在東漢儒者和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四）《論語》“孔門四科”與莽新的四科取士。 《論語·先進》按才能分四類記載了孔門十大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後漢書·鄭玄傳》有“仲尼之門，考以四科”之說，遂有孔門四科之稱。王莽執政時曾按照《論語》中記載的四個科目察舉士人，據《漢書·王莽傳》記載，始建國三年，下書曰：“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另《後漢書·景丹傳》記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李賢注引《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可為佐證。又天鳳三年，“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這裡的四行與四科所指相同，均是襲用《論語》中孔門四科而來。
二、《論語》與漢代教育中的地位和影響
由於《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日常生活的語錄體文本，在內容和形式上很貼近人們的生活實際，加之篇章分明，語言流暢，適於教學，便於誦讀。另外在漢人看來，“《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趙岐《孟子題辭》）。只有先學通《論語》，掌握儒學的基本知識，才能為進一步學習專經打下良好的基礎。所以，《論語》在漢代教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一）《論語》是太學博士必須兼通的經典之一。
漢承秦制，因此漢初已設有博士。不過，這時設立的博士比較寬泛。及至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立太學，設《五經》博士，博士遂逐漸為儒經所專有，其主要職責是“掌教弟子”，但“國有疑事”，仍應“掌承問對”（《後漢書•百官表二》），即參加朝廷的政治、學術討論。
太學博士的選拔標準很高，漢成帝陽朔二年舉博士詔書說：“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漢書•成帝紀》）這一詔令對博士的道德和學術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博士必須德才兼備，要有“明於古今”、“通達國體”的廣博知識，具有“溫故知新”的治學能力，要成為後學者景仰的道德模範。
在對儒家經典的掌握方面，漢代的博士，必須精通《論語》，這可從保留下來的漢代博士保舉狀中求證，《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中載保狀雲：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可見，要想成為博士：其一，必須恪守孝道；其二，必須精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其三，在學識上必須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其四，必須有潛心治學的志向；其五，必須身體健康；其六，必須社會關係清白。這一保舉狀包括了被舉薦人的學識、身體、德行、社會關係等各方面情況，雖然字數不多，但內涵卻十分豐富。
唐杜佑《通典》卷二七《職官》中也輯錄了一份保舉狀，他稱之為“督郵版狀”，與前引稍異：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二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不僅增加了師承關係、教學經歷，而且增加了“三郡二人”的限制。
綜上所引，不難看出，就被舉薦的博士而言，在被要求掌握的經典中，《論語》都名列其中，說明《論語》已經成為決定漢代儒生能否成為博士的一部重要典籍。
（二）《論語》成為博士弟子兼習和射策的經典。據《漢書·蕭望之傳》記載，“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後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复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蕭望之被地方推舉到太常受業如弟子，曾向博士夏侯勝學習過《論語》。另據《後漢書·包咸傳》記載，包咸“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這裡的“問”和“習”顯然與“諷誦”有明顯的不同，“諷誦”只限於文字記憶，而“問”和“習”則帶有研究性質。據此，我認為《論語》在漢代業已成為博士研習的經典。東漢熹平石經也有助於鑿實我這一結論。東漢熹平四年，為了保證經師講經有正本，博士學習和考試有標準教材，蔡邕等奏請正定經文，“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丹〕於碑，使工鐫刻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熹平石經，“是我國古代由政府統一頒布的第一套標準教材，是經學發展史上第一部公諸於世的官定經書”[1]。這次刊定的石經為《周易》、《尚書》、《詩》、《儀禮》、《春秋》並《公羊傳》、《論語》。王國維先生認為，“漢魏石經皆取立於學官者刊之”，這七部石經中，“除《論語》為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博士之所教授也”，“且漢石經後各有校記，蓋盡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論語》後有包、週及盍、毛、包、週字，是《論語》亦用某本而兼存盍、毛、包、週諸本異字也”[2]。由是觀之，王國維先生是主張《論語》在漢代被立於學官，並為專經之博士弟子所兼習的。
漢代太學是朝廷養士的重要場所，也是候補官員的出處所在，因此，考試選拔博士弟子，為國家輸送大批管理人才就成為太學最重要的任務。博士弟子的考課形式為“射策”，《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顏師古曾對此作過註釋：“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射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西漢後期增設丙科，東漢初又復原為甲乙兩科。隨著太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射策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東漢和帝時，司空徐防上疏指出：“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因此，他建議改革策試辦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後漢書•徐防傳》）至於《論語》為什麼不宜射策？李賢注引《東觀記》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因為當時博士弟子，為了出人頭地，在策試時往往“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為了讓他們專精師門，弘廣師說，不額外增加他們的學業負擔，故《論語》“但通度，勿以射策”。從以上所引，我認為應得出這樣的結論：《論語》在漢代也是博士弟子必須掌握的經典，也曾長期在射策考試中佔據一席之地。
（三）《論語》是初學者習經入門的主要教材。在漢代，兒童初入書館學習識字習字，教材以《蒼頡篇》、《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為主。其中以《急就篇》最好，它按字義類別歸口排序，而且有一定的韻律，有趣易學。另外裡面還有勸學方面的內容：“宦學諷誦《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相擢推舉黑白分，跡（積）行上究為貴人。”不僅指出了將來做官應該掌握的主要科目——儒家經典、法律條文，而且還要掌握一定的禮儀和掌故，博學多識，才能成為人上人。在需要掌握的儒家經典中，《論語》赫然在列，其在漢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見。識字習字之後，就開始諷誦《論語》等儒家經典。王充《論衡·自紀》曰：“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童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得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很典型的說明了少年時期兩個不同的求學階段。崔寔《四民月令》也說：“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
在漢代，《論語》為天子及庶人所通習。昭帝《始元五年詔》稱：“朕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漢書•昭帝紀》）昭帝死，霍光策立宣帝時稱：“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漢書·疏廣傳》疏廣為太子太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歲，通《論語》、《孝經》” 。另蕭望之、張禹、包福、包咸都曾以《論語》入授太子。範升，“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後漢書•範升傳》）。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 （《後漢書•馬援傳附馬嚴》）。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後漢書•荀爽傳》）。女子也有幼學《論語》的例子，如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順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後漢書•皇后紀》）。
（四）《論語》在地方官學和私學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如據《漢書·王尊傳》記載，“王尊，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可見，郡文學官有以《論語》為教者。在私學中，也有以《論語》為教者。如《漢書·王吉傳》曰：“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又《武榮碑》記載：東漢武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3]。王吉、武榮都曾以私家講學的形式傳授過《論語》。
在講授過程中，治《大夏侯尚書》的許商，曾根據《論語·先進》關於孔門四科的記載，將弟子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類。 《漢書·儒林傳》曰：“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顏師古注曰：“依孔子目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
在傳授過程中，張禹貫徹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漢書·張禹傳》載：“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這裡，張禹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法，使各自成才
綜上所述，在漢代，受通經治用學風的影響，《論語》不僅成為國家重要決策的理論依據，而且在各層次教育中也佔有了一定的位置，在兩漢時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註釋：
[1]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5頁。
[2]王國維：《觀堂集林》第四冊， 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第969、959、962-963頁。
[3]見高文《漢碑集釋》，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95頁。
唐明貴
摘要：在漢代，隨著儒學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受通經治用學風的影響，作為孔子思想主要載體的《論語》不僅成為君主理政、選人，臣下對策、議政的依據，而且在太學教育、地方官學教育、私學教育及蒙學教育中也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在兩漢時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論語》；漢代政治；漢代教育
作者：唐明貴（1971—），男，山東臨清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博士後研究人員，聊城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論語學史。
漢初，隨著儒學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和以“經術緣飾政治”之風的興起，儒家經典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現。 《論語》作為儒學的一部重要經典，這時也得到了封建統治者們的青睞，成為君主理政、選人，臣下對策、議政的依據、準則、指南與借鑒。與儒家思想政治主導地位的確立相伴而行的是，《論語》也在教育領域，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影響。
一、《論語》在漢代政治中的地位和影響
《論語》是孔子思想的主要載體，其中有不少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容，而且短小精悍，通俗明白，便於記憶，故而無論是君主的理政，還是臣下論政，都以之為據。
（一）君主在詔書中徵引《論語》，以之為理政之據。漢武帝元朔元年，發布《舉孝廉詔》，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同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說？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漢書•武帝紀》）其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句，顏師古注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可見，漢武帝詔書中的確較為完整的徵引了《論語》中的兩段經文，用以貶斥察舉孝廉不得力的官吏，告訴他們不是天下沒有人才，只是他們沒有發現而已。通過檢視史書，筆者發現，這是《論語》經文首次較為完整的出現在皇帝詔書中，實開後世皇帝徵引《論語》緣飾詔令之先河。 《論語》經文通過詔令，頒於朝廷，布達於民間，一方面有利於《論語》的傳播，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論語》的地位。
自武帝后，漢代皇帝在詔書中屢屢稱引《論語》。據筆者粗略統計，在《漢書》和《後漢書》中，漢宣帝2次，漢元帝3次，漢成帝3次，漢哀帝2次，漢平帝2次，光武帝4次，漢明帝2次，漢章帝3次，漢宣帝2次，漢和帝1次，漢安帝1次，漢順帝1次，漢獻帝1次，這些詔書涉及察舉、刑法、厚葬、教化等諸多方面。如漢成帝永始元年，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漢書•武帝紀》）漢成帝引用《論語》經文，作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依據。又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兩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帝以《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話為依據，著手簡省刑法。又東漢明帝中元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製，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予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後漢書•明帝紀》）漢明帝在詔書中引用《論語》中孔子的言行，對當時盛行的厚葬糜財之風進行了批評。
（二）臣下徵引《論語》作為上書言政的依據。不僅皇帝的詔書中大量引用《論語》經文，臣下上書言事時也常常引用《論語》以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這在漢代由陸賈肇其端，高祖曾讓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書》（《漢書•陸賈傳》）。在這十二篇奏疏中，陸賈就曾11次引用《論語》經文，分佈在六篇中，其中《道基》、《術事》、《辨惑》、《本行》、《思務》各1次，《慎微》6次。內容涉及教化、修身、治國等諸多方面。高祖雖不好《詩》、《書》，但對陸賈的奏疏卻每奏稱善，可見高祖對其所作所為還是認可的。
陸賈之後，董仲舒更上層樓，他不僅在其與漢武帝的對策中，而且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多處引用《論語》經文，以之為自己的理論根據。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共徵引《論語》16次，其中第一策7次，第二策5次，第三策4次，用以說明仁義、教化、舉賢、德治等方面的問題。如第一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順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兩次引用《論語》，說明統治者採取什麼樣的統治措施，就會形成什麼樣的民風。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對《論語》一書的重視，不僅體現在“天人三策”中，而且在其專著《春秋繁露》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在該書的《楚莊王》、《玉杯》《竹林》、《精華》、《隨本消息》、《俞序》、《度製》、《身之養重於義》、《奉本》 、《深察名號》、《實性》、《郊語》、《郊祭》、《郊事對》、《執贄》、《山川頌》、《祭義》諸篇中，董仲舒共引用了29次《論語》經文，內容涉及天人關係、古今關係、君臣關係、君民關係等。由此看來，董仲舒對《論語》是非常重視的，《論語》已經成為其著書立說的根據和指南。
除董仲舒之外，兩《漢書》中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他們在上書言政時，紛紛引用《論語》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話語，以之為自己的理論根據，限於篇幅，茲不引證。
（三）臣下在議政時徵引《論語》，以之為自己的論據張目。唐晏《兩漢三國學案》卷九雲：“夫漢家以經義斷事，每有大議論、大獄訟，輒引經義以決之。”而《論語》雖不在五經之列，但在議政時也常常被徵引。在漢代，共發生過三次大的議論，一次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論會議，一次是漢宣帝時期的石渠閣會議，一次是東漢章帝時期的白虎觀會議。在這三次會議上，《論語》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鹽鐵論會議上，賢良文學和御史大夫就王道和霸道的諸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爭論中他們引經據典，各稱己說，直接或間接引用《論語》達97次之多，涉及到60篇中的38篇，其中《本議》5次，《通有》1次，《非鞅》3次，《晁錯》2次，《刺權》4次，《論儒》7次，《憂邊》3次，《輕重》1次，《未通》1次，《地廣》 6次，《貧富》3次，《毀學》3次，《褒賢》7次，《相刺》2次，《殊路》8次，《訟賢》1次，《遵道》5次，《論誹》5次，《孝養》1次，《刺議》3次，《利議》3次，《散不足》2次，《疾貧》1次，《後刑》3次，《授時》2次，《水旱》1次，《崇禮》1次，《執務》1次，《能言》1次，《西域》1次，，《世務》1次，《和親》2次，《論鄒》1次，《刑德》1次，《周秦》2次，《紹聖》1次，《大論》1次，《雜論》1次。為了更明確的說明問題，茲引《鹽鐵論•遵道》篇證明如下：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睿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贏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乏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蒙殃也。”
丞相史與文學各自徵引《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話，以輔陳己說，丞相史認為應效法商鞅實行法治，而文學則主張治國必遵“先王之法”、“聖人之道”。
在石渠閣會議上，“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漢書•宣帝紀》）。會上共有《尚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三十八篇，《春秋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可見，除《尚書》、《禮》、《春秋》這三本重要的經典外，《論語》在這次會議上也受到了格外的關注，成為諸儒講論的重點。可惜《論語議奏》已佚，我們無從知道他們爭論的問題，以及漢宣帝和蕭望之是如何平議的了。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為了解決章句煩瑣和統一經義，召開了白虎觀會議，章帝稱制臨決。會議討論的結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論》。在這部書中，通過四十三個名詞解釋對封建等級制度進行了闡釋和規定。在解釋過程中，往往引經據典。據筆者統計，《白虎通德論》中共徵引《易》17次，《尚書》52次，《詩》37次，《禮》32次，《春秋》21次，《孝經》9次，《論語》57次。其他的經傳筆者沒有統計。僅就這“五經二傳”而言，《論語》無疑是引證最多的。這些經文分佈在《爵》、《號》、《禮樂》、《封公侯》、《三軍》、《誅伐》、《諫諍》、《辟雍》、《聖人》、《三正》 、《三綱六紀》、《壽命》、《宗族》、《姓名》、《五經》、《嫁娶》、《紼冕》、《喪服》、《崩薨》等篇目中，幾乎占到總篇目的二分之一。由引證次數之多和遍布篇目之廣，不難看出《論語》在東漢儒者和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四）《論語》“孔門四科”與莽新的四科取士。 《論語·先進》按才能分四類記載了孔門十大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後漢書·鄭玄傳》有“仲尼之門，考以四科”之說，遂有孔門四科之稱。王莽執政時曾按照《論語》中記載的四個科目察舉士人，據《漢書·王莽傳》記載，始建國三年，下書曰：“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另《後漢書·景丹傳》記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李賢注引《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可為佐證。又天鳳三年，“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這裡的四行與四科所指相同，均是襲用《論語》中孔門四科而來。
二、《論語》與漢代教育中的地位和影響
由於《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日常生活的語錄體文本，在內容和形式上很貼近人們的生活實際，加之篇章分明，語言流暢，適於教學，便於誦讀。另外在漢人看來，“《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趙岐《孟子題辭》）。只有先學通《論語》，掌握儒學的基本知識，才能為進一步學習專經打下良好的基礎。所以，《論語》在漢代教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一）《論語》是太學博士必須兼通的經典之一。
漢承秦制，因此漢初已設有博士。不過，這時設立的博士比較寬泛。及至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立太學，設《五經》博士，博士遂逐漸為儒經所專有，其主要職責是“掌教弟子”，但“國有疑事”，仍應“掌承問對”（《後漢書•百官表二》），即參加朝廷的政治、學術討論。
太學博士的選拔標準很高，漢成帝陽朔二年舉博士詔書說：“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漢書•成帝紀》）這一詔令對博士的道德和學術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博士必須德才兼備，要有“明於古今”、“通達國體”的廣博知識，具有“溫故知新”的治學能力，要成為後學者景仰的道德模範。
在對儒家經典的掌握方面，漢代的博士，必須精通《論語》，這可從保留下來的漢代博士保舉狀中求證，《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中載保狀雲：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可見，要想成為博士：其一，必須恪守孝道；其二，必須精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其三，在學識上必須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其四，必須有潛心治學的志向；其五，必須身體健康；其六，必須社會關係清白。這一保舉狀包括了被舉薦人的學識、身體、德行、社會關係等各方面情況，雖然字數不多，但內涵卻十分豐富。
唐杜佑《通典》卷二七《職官》中也輯錄了一份保舉狀，他稱之為“督郵版狀”，與前引稍異：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二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不僅增加了師承關係、教學經歷，而且增加了“三郡二人”的限制。
綜上所引，不難看出，就被舉薦的博士而言，在被要求掌握的經典中，《論語》都名列其中，說明《論語》已經成為決定漢代儒生能否成為博士的一部重要典籍。
（二）《論語》成為博士弟子兼習和射策的經典。據《漢書·蕭望之傳》記載，“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後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复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蕭望之被地方推舉到太常受業如弟子，曾向博士夏侯勝學習過《論語》。另據《後漢書·包咸傳》記載，包咸“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這裡的“問”和“習”顯然與“諷誦”有明顯的不同，“諷誦”只限於文字記憶，而“問”和“習”則帶有研究性質。據此，我認為《論語》在漢代業已成為博士研習的經典。東漢熹平石經也有助於鑿實我這一結論。東漢熹平四年，為了保證經師講經有正本，博士學習和考試有標準教材，蔡邕等奏請正定經文，“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丹〕於碑，使工鐫刻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熹平石經，“是我國古代由政府統一頒布的第一套標準教材，是經學發展史上第一部公諸於世的官定經書”[1]。這次刊定的石經為《周易》、《尚書》、《詩》、《儀禮》、《春秋》並《公羊傳》、《論語》。王國維先生認為，“漢魏石經皆取立於學官者刊之”，這七部石經中，“除《論語》為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博士之所教授也”，“且漢石經後各有校記，蓋盡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論語》後有包、週及盍、毛、包、週字，是《論語》亦用某本而兼存盍、毛、包、週諸本異字也”[2]。由是觀之，王國維先生是主張《論語》在漢代被立於學官，並為專經之博士弟子所兼習的。
漢代太學是朝廷養士的重要場所，也是候補官員的出處所在，因此，考試選拔博士弟子，為國家輸送大批管理人才就成為太學最重要的任務。博士弟子的考課形式為“射策”，《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顏師古曾對此作過註釋：“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射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西漢後期增設丙科，東漢初又復原為甲乙兩科。隨著太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射策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東漢和帝時，司空徐防上疏指出：“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因此，他建議改革策試辦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後漢書•徐防傳》）至於《論語》為什麼不宜射策？李賢注引《東觀記》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因為當時博士弟子，為了出人頭地，在策試時往往“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為了讓他們專精師門，弘廣師說，不額外增加他們的學業負擔，故《論語》“但通度，勿以射策”。從以上所引，我認為應得出這樣的結論：《論語》在漢代也是博士弟子必須掌握的經典，也曾長期在射策考試中佔據一席之地。
（三）《論語》是初學者習經入門的主要教材。在漢代，兒童初入書館學習識字習字，教材以《蒼頡篇》、《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為主。其中以《急就篇》最好，它按字義類別歸口排序，而且有一定的韻律，有趣易學。另外裡面還有勸學方面的內容：“宦學諷誦《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相擢推舉黑白分，跡（積）行上究為貴人。”不僅指出了將來做官應該掌握的主要科目——儒家經典、法律條文，而且還要掌握一定的禮儀和掌故，博學多識，才能成為人上人。在需要掌握的儒家經典中，《論語》赫然在列，其在漢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見。識字習字之後，就開始諷誦《論語》等儒家經典。王充《論衡·自紀》曰：“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童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得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很典型的說明了少年時期兩個不同的求學階段。崔寔《四民月令》也說：“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
在漢代，《論語》為天子及庶人所通習。昭帝《始元五年詔》稱：“朕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漢書•昭帝紀》）昭帝死，霍光策立宣帝時稱：“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漢書·疏廣傳》疏廣為太子太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歲，通《論語》、《孝經》” 。另蕭望之、張禹、包福、包咸都曾以《論語》入授太子。範升，“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後漢書•範升傳》）。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 （《後漢書•馬援傳附馬嚴》）。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後漢書•荀爽傳》）。女子也有幼學《論語》的例子，如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順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後漢書•皇后紀》）。
（四）《論語》在地方官學和私學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如據《漢書·王尊傳》記載，“王尊，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可見，郡文學官有以《論語》為教者。在私學中，也有以《論語》為教者。如《漢書·王吉傳》曰：“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又《武榮碑》記載：東漢武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3]。王吉、武榮都曾以私家講學的形式傳授過《論語》。
在講授過程中，治《大夏侯尚書》的許商，曾根據《論語·先進》關於孔門四科的記載，將弟子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類。 《漢書·儒林傳》曰：“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顏師古注曰：“依孔子目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
在傳授過程中，張禹貫徹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漢書·張禹傳》載：“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這裡，張禹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法，使各自成才
綜上所述，在漢代，受通經治用學風的影響，《論語》不僅成為國家重要決策的理論依據，而且在各層次教育中也佔有了一定的位置，在兩漢時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註釋：
[1]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5頁。
[2]王國維：《觀堂集林》第四冊， 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第969、959、962-963頁。
[3]見高文《漢碑集釋》，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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