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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論語新解》於該章【白話試譯】指出：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此指為上位者以德自居、以德自守而成己、並以德相感召、以德相呼應而成群。惟落實與具體地說，這裏有手段與目的的問題。

 儒家重經世致用，本重視歷史積業與社會大群，故本與當今資本主義「一昧向前」的「個人主義」主張不同。孔子主「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更不會與採取「手段激烈」的社會主義式之平均主義相同，故二者亦皆不為孔子所取。

 可惜後世常見一種懸以「好高騖遠」的理想來啟動各種革命。如共產主義在中國掀動好高騖遠之實驗。當代中國喜好好高騖遠者甚多，如喜歡好大喜功之擴張者、如喜歡高談烏托邦之空想者、如喜歡盛言聖人之徒者。

 反觀，此乃錢先生主《論語》，更重「下學」之可貴，如言「後人皆喜讀《孟子》《中庸》者，若其言之闊大而高深。然如曾子，有據有守，工夫平實，病危臨革而猶云云，可見其平日修養之誠且固。言修身者，於此不當忽。」（《論語新解》，頁218）

 此亦可歸本於「為己」與「為人」之辨。

 按能重「下學」者，必知從己之日常細微處，推此及彼，能近取譬，精益求精做起，而非粗枝大葉可比，更非以做「多」為勝，而是以做「好」為勝。

 前信有言：「如果重大的社會議題，都能由他們率先從自身反省做起，如此我們的國家將更容易啟動社會的重大改革，包含族群、兩岸、稅制、健保、教育、貧富、城鄉等錯綜複雜的課題。」

 此即各行各業居上位者與領導者，當能先克己自己與能先能克制自己身邊做起，此即孔子言，「君子群而不黨」：

 矜（ㄐㄧㄣ），莊敬自持，然無乖戾（ㄌㄧˋ）之心，故不爭。以道相處，以和相聚，故必有群，然無阿比（ㄜ ㄅㄧˋ）之私，故不黨。矜（ㄐㄧㄣ）不失己。群不專己。（《論語新解》，頁412）。

 那如何做？仍就如前所言，居上位者仍先從自己得身邊，能近取譬地，逐一逐一地去「下學地」做。正如：

 6-28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 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孔子言，「堯舜其猶病諸」，可見孔子提醒為上位者，不必以為「成聖」為目標，能達到「能近取譬」，即是「仁之方」。可見孔子之理想重人，故必在「成倫作對」（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深處之德）中逐步完成「仁」，因而必非以一種「闊大而高深」或激烈而好高騖遠之方式而為之。故「能近取譬」者，毋寧是一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即溫和而漸近的方式為之。

 此亦即《論語新解》言孔子言仁，莫如「人能近就己身取譬，立見人之與我，大相近似。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之亦猶己。然後推己及人，此即恕之事，而仁術在其中矣。」（頁175）

 如槃槃大才子貢者，都容易走上務求高遠之思，故常有失之。而更等而次之者（類似「那些不肯實說自己要那樣做而偏要另造一套說法的」），就恐不足觀矣。

 以上僅從您的信，推想一些對國內紛擾的不成熟感想。惟孔子手段與目的皆能兼顧。確然誠不可及也。惟不知否，尚請您指正。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