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南韓對台灣產業的競爭與替代現象日益明顯,以及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的追趕壓力日益緊迫

 

充斥著對立、憤懣的情緒,讓人民感到前途茫茫;二方面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南韓對台灣產業的競爭與替代現象日益明顯,以及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的追趕壓力日益緊迫的情況下,政府卻又拿不出具體的國家發展策略,民眾對國家未來經濟前景的能見度懷有疑慮,信心自然低落。


近來國內重大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常出現朝野政黨間或是不同利益團體間的對立,而形成內耗與雙輸結果。對此,國發會今後在施政上應提出超越黨派、兼顧國家發展與社會民生福祉的長遠對策,排除選舉考量與短利心態,並在政策形成過程中,重視朝野政黨間、政府與產業間及攸關之利益團體間的對話協商機制,盡力尋求最大交集,才能以明確的願景引導社會大眾,凝聚企業與勞工共識,形成共同攜手努力方向,從而提振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在此情勢下,要打破目前社會的負向循環,唯一的方法乃是對於台灣經濟未來發展願景,以及攸關人民生活的關鍵性議題,提出具體的目標、行動方案與落實時間表,才能消除人民和企業對未來的「焦慮」與「茫然」,也才能在社會形成一股「正面向上的力量」。

 

 
菲律賓啟示
洪寶山│理財周刊710期│2014-04-04

台灣近四十年來,從一個缺乏自然資源、人口少的小島,創造出經濟奇蹟,當時最被稱道的就是台灣擁有實力堅強的財經團隊,過去成功的台灣經驗卻無法複製到四十年後的今天。

在台灣剛光復的那段時間,因為戰爭關係,建設之路復原緩慢,也曾經歷民生凋敝、物價暴漲的生活,但那時政府採取了很多措施,儘管百廢待舉,還是穩紮穩打地打下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石。而這基石,在全球化之後,漸漸地崩裂了。

在一九五○年左右,當時台灣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才五十美元,而菲律賓為一八八美元,是台灣的三倍多;從出口來看,菲律賓也以三.五億美元,遙遙領先台灣的一.二億美元,所以當時是台灣人到菲律賓當台勞。

很多年輕人應該很難想像過去這一段,也不知道過去就有台勞這件事,因為在大家印象中,都是菲勞、菲傭到台灣找工作,這個轉折點就是,菲律賓政局動盪、貪污問題及社會不安,阻礙其經濟發展,全國有三分之一人口處於貧窮線底下,每天生活費不到一美元,現今人均GDP也只有兩千多美元。

擔心的是,台灣朝野再如此惡鬥下去,隨著經濟衰退、財政失衡,會不會菲律賓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台灣的大學生到澳洲打工就是個警訊,面對台灣薪資倒退到十六年前的水準,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年輕人怎麼有機會?怎麼看得到希望?而這不就是這群年輕人守在立法院的背後主因嗎?

服貿只是一個引爆點,真正要面對的是世代戰爭,是資源分配的不均,過去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這批人,不論士農工商都有極佳的賺錢機會,有沒有能力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在老一輩的退休族群中,有六十六萬人坐擁三棟以上房產,相較現在房價高漲、買不起房的年輕人,他們情何以堪?

有人說,一把堅實的大鎖,鐵杆費盡了力氣卻沒能將它撬開,斧頭拚了老命也無法將它毀壞;但一把小小的鑰匙,輕輕一轉,大鎖就能打開。面對服貿這把鎖,鑰匙到底在哪裡?

http://www.moneyweekly.com.tw/Journal/article.aspx?UIDX=16244214480

 

社論-國發會如何打破社會的負向循環

  • 2014-02-09 01:20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被定位為「國家發展策略運籌總部」的國家發展委員會在農曆春節前揭牌成立,首任主委管中閔強調當務之急要打破目前社會的負向循環,以積極政策引發社會對未來正向的預期。除了已規劃完成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未來國發會將提出商品輸出與服務輸出新的戰略規劃,並將推動改革,讓台灣成為從創新到新創的樂園。我們認為,國發會負責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人口結構、國土規劃以及政府治理政策的籌劃、設計、協調、審議與管考,今後能否為台灣規劃出足以凝聚全民共同努力的國家發展願景與藍圖,以「帶領台灣脫胎換骨、找到出路、走出活路」,將是決定其能否打破社會負向循環的關鍵。

     去年以來許多媒體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民眾對於部會首長的不滿意比率皆明顯高於滿意的比率,這種現象顯示人民對於政府高度的「不信任」,值得執政當局警惕。因為這凸顯人民不認同政府的政策,以及政府施政並未創造出人民所認同的價值。

     進一步探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近年來台灣人民對於平均實質薪資倒退到16年前水準、經濟生活停滯不前、失業率攀升、房地產飆漲、貧富差距擴大等,普遍感到不滿,甚至逐漸累積,造成社會中充斥著對立、憤懣的情緒,讓人民感到前途茫茫;二方面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南韓對台灣產業的競爭與替代現象日益明顯,以及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的追趕壓力日益緊迫的情況下,政府卻又拿不出具體的國家發展策略,民眾對國家未來經濟前景的能見度懷有疑慮,信心自然低落。

     在此情勢下,要打破目前社會的負向循環,唯一的方法乃是對於台灣經濟未來發展願景,以及攸關人民生活的關鍵性議題,提出具體的目標、行動方案與落實時間表,才能消除人民和企業對未來的「焦慮」與「茫然」,也才能在社會形成一股「正面向上的力量」。

     就台灣的經濟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議題」而言,國發會已提出商品輸出與服務輸出「新的戰略規劃」,希望從產業結構、出口策略著手,藉自由經濟示範區與大陸正面迎戰,發揮台灣既有優勢。該構想固然是克服當前經濟困境所必要,但是國發會必須注意到經濟部近年來已經陸續推動出口拓銷戰略,也積極展開「三業四化 」和「中堅企業」等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相對於經濟部的具體作為,國發會並不像經濟部一樣擁有出口拓銷或科技專案等政策工具,未來國發會所提的擴大輸出戰略規劃如何定位,將是一大挑戰。

     根據WTO、OECD和UNCTAD在去年所提出的《全球價值鏈對貿易、投資、發展及就業的意義》研究報告,一國想要從全球價值鏈中獲益,必須採取政策支持民間企業部門積極參與,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並強化企業構建生產能力;同時應完善強有力的環境、社會和管理框架,並保證貿易投資政策的一致性。我們要提醒國發會,面對台灣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下滑的困境,未來需要的不僅是擴大輸出戰略,更應規劃具體的國家發展與創新戰略,以提供一個讓企業可以持續創造價值的環境,引領台灣企業與外國合作夥伴進行投資與創新,進而重新塑造台灣在全球價值鏈的優勢,如此才能提振經濟,並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和薪資水準。

     再就國土規劃言,最近「看見台灣」紀錄片引發國人對土地保育的關注,政府部門因此加強國土保育的力道,連帶清境農場土地超限利用問題也受到重視。但在政府檢視清境農場民宿的安全性及合法性,並公布違法民宿、要求限期改善之際,卻衍生政府執法標準不一的質疑,也凸顯出因為「國土計畫法」與「國土復育條例」遲遲沒有通過立法導致法源不足的問題。對於這樣的亂象,國發會也應該致力於整合各部會,提出國土規劃戰略,建構配套法令制度、有效的管理機制與行動計畫,才能促進台灣土地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因應未來不可測的氣候變化。

     最後,必須提醒的是,近來國內重大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常出現朝野政黨間或是不同利益團體間的對立,而形成內耗與雙輸結果。對此,國發會今後在施政上應提出超越黨派、兼顧國家發展與社會民生福祉的長遠對策,排除選舉考量與短利心態,並在政策形成過程中,重視朝野政黨間、政府與產業間及攸關之利益團體間的對話協商機制,盡力尋求最大交集,才能以明確的願景引導社會大眾,凝聚企業與勞工共識,形成共同攜手努力方向,從而提振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6/122014020900411.html

2014-03-27

沃草特稿

〔馬里蘭大學經濟系博士生・林子堯〕

本次「太陽花學運」除了攻佔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激烈行動以外,終究須回歸民生經濟的核心議題--與對岸開放自由貿易,究竟對台灣有利或是有害?

闡明利弊的運作過程,更能避開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建立公共政策討論的基礎。因此,本文試著就經濟面與政治面兩個方向,說明不考量政治色彩的「開放貿易」故事,與加入對岸人治政權和台商財團互動的「金權政治」版。

標題已經表明了我的立場,我個人完全支持學生的行動,但我寫它對經濟可能的好處時我也忠於我的判斷,毫不保留。

一、經濟上,自由貿易可能是台灣薪資衰退的出路:


台灣這經濟發展遲緩、薪資倒退的原因

大家應該都感受到台灣這十年來經濟發展遲緩、薪資倒退,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理想上來說,薪資的多寡決定于這個勞工的生產力,而一個勞工的生產力除了決定於他有多少知識與技術,也決定於這個廠商有多精良的設備、廠房、專利等資本供這勞工運用。

如果一個公司沒有不斷的投資新的資本,那舊的資本會在快速變遷的市場中過時、貶值。同樣的,如果一個國家所吸收到的投資不足,那麼資本貶值,勞工普遍的生產力會下降,薪資自然停滯不前。

另一方面,有優秀的人才、這些人擁有的足夠的知識與先進的技術,資本才能發揮價值,投資才有報酬。所以一個地方人才的多寡常常是投資人決定是否投資的考量之一。所以說,如果一間公司或一個國家人才流失嚴重,那麼會更難吸收到新的投資。

台灣正落入資本與人才外流的困境

大家也應該都有感覺到,我們從來都只聽說過台商去大陸投資、白領幹部要被派去大陸歷練,從來沒有聽說有陸商來台投資、白領大陸人來台工作(其實有,但不是同一個數量級的)。

在競爭外國投資的戰場上,台灣目前可是輸慘了,保不住本國的人才與資本,還爭取不到外國的投資,外國直接投資(FDI)自08年以來一路下滑,在11年甚至出現赤字。所以資本不來,勞工薪資低,有能力的人才外流,然後更難吸收到資本,形成了一個負面循環。

要打破這個循環必須想辦法增加對台灣的投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能很需要陸資的原因。講到這裡,就必須面對幾個討論服貿對經濟的衝擊時常見的五個問題:

問題1. 到底是大陸對我們開放比較好,還是台灣對大陸開放比較好?哪樣能幫助台灣獲得資本?

大家仔細想想,服務業對大陸開放其實是讓大陸的資本與人才流入台灣,而且來的人也通常是高階管理幹部,真正的主力與基層員工應該都還是台灣人。相反的,大陸對台灣開放是讓台灣的資本與人才流入大陸,去大陸僱用大陸人工作。這不是與我們希望台灣獲得更多投資背道而馳嗎?就算這些台商成功在大陸立足,賺的錢會拿回來投資台灣嗎?

問題2. 大陸廠商與人才進駐,就是跟台灣人搶工作嗎?會不會產生大規模失業?

有些人也會以為大陸人來台灣就一定是搶台灣勞工的飯碗,幾個人來就代表有幾個人會失業。這是大錯特錯的。

一個公司只能帶少數幾個人過來,那通常來的人都是有能力有技術的高階人才,這些人跟台灣的高階人才的確在競爭,但是跟其他企業的中堅分子或基層勞工常常是互補。很多人想進外商公司,就是因為外商公司的高階主管與股東是外國人才,技術好管理佳、提供給勞工的薪水好。

所以說,這些有生產力的公司進入台灣反而是在創造更有生產力的工作機會,提升台灣薪資水平,絕對不是跟基層員工搶工作。

問題3. 貿易中要不要扶植、保護本地企業?

必須承認,開放的過程一定會有本地企業受到衝擊,對同情開放者而言,即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的破壞」。

如果今天有一家陸資企業在台灣成功,代表他獲得勞工與消費者的青睞:它能夠用相同或更高的薪資(否則他僱不到人),來提供相同或更好的服務(否則它吸引不了消費者)。

從市場角度來看,他的成功是台灣的勞工與消費者用雙腳與鈔票去選擇的結果。對於那些在競爭中失利的廠商,他們所擁有的資本與人力會會出並流向生產力更高的廠商或產業。

雖然殘酷,但這是經濟成長本質上血淋淋的事實。想想看,台灣一路走來沒落了多少產業?最早期的食品加工、成衣等輕工業現在還剩多少家?這些釋出的人力與資本都會流向報酬更高的行業並推動下一波成長。如果人力與資本繼續卡在生產力相對較低的過時產業,那只會成為經濟成長的絆腳石。

如果今天透過政府補助,這些低生產力廠商沒有倒,大部份的資金與人才繼續然留在低技術產業,那哪裡來的資金與人才投入賺錢的高科技產業?如果要讓所有人都留在原本的崗位,而放棄更有生產力的產業進來,可以說是因噎廢食。

同樣的反省,容我說句題外話,今天的高科技產業如果只是靠政府稅收減免與補助存活,那麼這個善意的補助與保護是不是也是綁住優秀人才與資金的絆腳石?成為了低薪的幫兇?

註:有人可能會擔心如果他資本夠雄厚,可能會進行掠奪性定價來破壞市場:以削價競爭來把廠商逼走,競爭少後然後再提高價格、降低薪資。但這通常只會發生在進入障礙很高、並且已經是寡占的產業。否則他一提高價格,新的競爭者馬上進入,那掠奪性定價只會燒他老本而已,長遠來說並無法真正破壞市場,讓消費者權益下降。

問題4. 遭衝擊的廠商怎麼辦?

不可否認的,有些勞工會在這種產業洗牌中遭受重創。尤其是有些勞工的技能與該產業緊緊相依,無法順利在新興的產業中找到相應的工作。如果產業更替是慢慢來的,那麼世代交替、老一輩的員工退休可能是一個自然淘汰機制。

但是,如果是因為開放貿易,造成一下子產業大洗牌,那麼同時有一堆人必須換工作,那可就痛苦了。這就是為什麼自由貿易在世界上都廣受爭議的原因。

但是,這並非完全無解。那就是,在開放貿易的同時,必須要就受衝擊的產業評估,並且有相應的退場、補償機制。政府應該要考慮受衝擊產業的失業保險、就業輔導之類的措施,讓資源重新配置時比較平順、減少痛苦。甚至是讓從貿易中得利的產業中課稅來作為衝擊產業的轉業津貼。

當政府在此完全看不出因應手段與影響評估時,也構成了另一個很好的反對服貿的理由。

問題5. 開放陸資會不會造成壟斷

大陸財團資本雄厚,如果開放大陸資本進入台灣,是否可能把台灣的中小企業滅掉造成壟斷?這是很有道理的擔憂,但我要分兩點來討論。

第一點、消費者選擇的結果造成壟斷

如果是「大陸財團投資,使得該廠商提供的服務與商品品質提升,吸收台灣員工與消費者投向該廠商」,那麼這過程形成的壟斷是消費者與勞工用腳與鈔票選擇的結果,這不是太大的問題。若硬是要管制,那其實是犧牲了廣大消費者與勞工的權益來保護生產力較低的企業。而且,如果陸資來台有一定的自由度,那麼陸資之間也會在台灣市場競爭,壟斷的擔憂因此更能降低。

第二點、併購競爭者造成的壟斷

這就是需要非常小心的問題。但是,也不是完全無解。要防止併購造成壟斷,必須建立完善的反壟斷法,並且有反壟斷的調查與訴訟體系。

以美國為例,美國廠商相互併購多如牛毛,但是一定規模以上的併購就要向美國司法部申請,經過司法部審核後才能生效。很多赫赫有名的企業併購都因違反反壟斷法而宣告失敗。

所以要防止口袋深的陸資透過併購形成壟斷,台灣必須有相應的制度、有能力做反壟斷調查與判決的經濟學家和法官。這就是該有的配套措施。

貿易有好有壞,政府怎麼做?公民怎麼看?

所以說,政府代表在跟人談判時,要非常清楚開放的代價是什麼、受衝擊產業有多大?我需要用什麼配套與補償措施來安撫這些人?開放的利益是否大於補償的代價?有沒有能力去實際執行反壟斷法?

這些都不是很簡單能回答的問題,必須有很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利益團體(和他們僱用的經濟顧問公司)下去做量化評估,並依評估數據來協商補償機制,才能在談判與簽署過程中,化解民眾與公民團體的不安與反對聲浪。想想這次執政黨從談判到簽署到底做到了上述哪幾點,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這次大家對於服貿這麼恐慌與排斥了。

通常是有能力走出去的產業在主張大陸開放,怕在競爭中失利的產業會不想要陸商進來,這些都是利益團體的意見,他們會有這樣的意見是要維護他們的利益,這很正常。但不見得代表真正對台灣有利的意見,也不見得要因此反對貿易,各位公民們在面對這些論述時要小心。

小結

以上針對貿易的經濟面討論,要強調的是,自由貿易本身很可能是一件對於台灣經濟體質有幫助的事。以上邏輯,可套用到跟任何國家簽服貿、貨貿以及FTA,如果跟其他國家簽這些貿易協定政治風險較小,大家就不需要因為經濟的影響題而過於反對,只要注意談判過程中符不符合民主程序、收衝擊產業有沒有受到妥善對待就行。

但是,接下來我要談到的是,並不代表有經濟利益就一定要簽。我們還得考慮到,由台灣與大陸關係而來的,可能的政治風險。這才是真正嚴重的事。

二、政治上,兩岸的自由貿易卻伴隨著侵蝕民主的政治風險:


我接下來的論述會圍繞著利益團體,基本上要說明中國被視為為一個巨大、壟斷性的利益團體試圖來影響台灣政治。但利益團體不是全都是壞處,我先對利益團體在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做些介紹,再來討論萬一利益團體也被壟斷,對民主政治有什麼威脅。

利益團體:讓政治人物代表這群人爭取權益

利益團體一直都是正常民主政治的一部份,如果他們會想要在與他們利益相關的政策、法案、國際協議形成的策過程中影響決策。他們會捐政治獻金給國會議員,換取國會議員對特定法案的支持。

利益團體影響政策不見得全是壞事,利益團體影響力來自他的股東、員工與消費者,這些利益團體其實也是相當於在幫這些人爭取權益。利益團體在遊說過程中,也常常能夠提供有用(但不能排除「偏頗」風險)的市場資訊給民代做判斷,利益團體的存在,於公民社會不一定是不好的。

利益團體權力分散,問題就不大

成熟的民主社會,會逐漸演變為許多利益團體支持各自的政黨、派系和議員,在不同的議題上形成陣營並且彼此競爭。這是政治市場的原則。

法案之間若有利益衝突,得到好處的陣營為了尋求支持通過法案,就可能必須與受傷害的陣營團體協商,在別的法案讓利給這個陣營,於雙方都得到好處。

如果進入國會的團體夠多、被代表到的群體夠廣、每個陣營的影響力不會過於懸殊,那麼法案要能被通過就必須照顧到多數人的利益。

所以在國會內,因為多數黨黨內可能也會有派系競爭、利益衝突,所以他們有時也需要少數黨某些派系的支持才能通過特定法案。

派系競爭能讓一個黨的權力分散,防止國會一黨獨大、一黨獨裁的情況。

中國「金權集團」讓權力傾斜:民主代理風險

但是,兩岸經貿合作越密切,對岸就越有手段透過台商、陸商來「買下」台灣政客,打破原有的權力均衡、形成一個壟斷性的「金權集團」。

中國腐敗案件頻傳、法制薄弱、人治當道,是中國內地民眾普遍詬病的一件事。會有廠商願意塞錢給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就是因為中國地方官普遍能夠動用他的權力來影響廠商的利益。例如為特定廠商放寬管制、讓政府或公營企業向這家廠商下訂單、威脅要查稅等等。

台商在大陸做生意、陸商想來台灣做生意,勢必也必須討好這些忠愛祖國、心懷統一大志的大陸官員,如果這時候這些官員對台灣有其政治目的,便可以透過這些台商、陸商去向台灣政治人物遊說施壓。

兩岸貿易利益背後,將順應大陸高層政治佈局

服貿、貨貿雖然可能帶來很大的經濟利益,也會讓更多台商暴露在中國官員的控制底下。提供中國官員更多管道來影響台灣政局。

城府再深一點,可以想想看大陸高層的佈局方式:心懷統一大夢、權力大、能動用政府資金的這些老油條,會不會想要透過大陸地方官、陸商、台商們透過政治獻金去收買台灣媒體與政治人物?他們會不會想要在台灣培植自己的心腹、鞏固自己在台灣國會的影響力?會不會想要讓這些代理人們在兩岸關鍵議題上面能夠依照他們的意志來做決策(例如服貿、貨貿、甚至將來與統一相關的協議),甚至透過這些政治人物與媒體在台灣做好「思想教育」的工作?

這時候,最好方法就是資助(或控制)多家台商、產業公會、分別遊說不同立委,表面上利益集團還是分散,但背後卻實際代表同一個金主、貫徹同一個集團的意志。

台灣政治人物會如何被影響

換一個角度來談這件事,做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會不會也有誘因要去向大陸集團靠攏?有的。

我們知道,就算在同個黨內,競爭也非常激烈,大家彼此競爭下一次選舉時黨的提名與支持、競爭要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法案。

假設有一個管道能夠獲得優渥的政治獻金,那麼這個集團是否成為大家競相要討好的對象?如果他不靠過去,但與他競爭的對手靠過去並拿到資源,那是否他會在之後的黨內競爭中處於不利的位置?不但要靠過去,最好還要靠得夠深、擠進入這個集團的決策圈,成為幫這個金權集團分配資源的「代理人」,成為大家都怕、都要競相討好的人,那是否他們就變成台灣政界的權力核心?

尤其對於一些已經沒有下一次選舉的人,擠進決策圈、成為代理人才能為延續自己卸任後在政局中的權力。舉例來說,陳水扁為什麼要拿七億?這麼多的錢自己怎麼花得完,真正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成為在民進黨中分配資源的人!(現在國民黨有類似的人物嗎?)

中國高層當然知道這點,當然願意把這個分配資源的權力下放給這(幾)位關鍵代理人,前提是要這些代理人在關鍵議題上貫徹這份權力、達成目標。

做一個代理人雖然在某些議題上要聽從金主,但只要拿到了分配資源的權力,在其他的議題中,底下的議員們還是必須聽從他的指揮、貫徹他的意志。他就可以讓派系閉嘴、無視勢力較單薄的利益團體、忽略民間反對聲浪,只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

若真有這麼一天,民主就真的只是假象了。

司法與媒體監督力道加強,能降低民主的代理風險

不過,如果地方民主制度運作良好,還是有一些機制來抵制金權集團,包括司法監督與媒體環境。

如果司法運作良好、並未被特定政治人物與立場干涉,並且反對陣營或媒體的調查能力強,是能夠發掘違法的政治獻金或是貪污舞弊的,將可能嚇阻這隻髒手伸進台灣政壇。但如今,台商普遍能透過租稅天堂避稅:稅都避得掉,那能不能躲過調查?

最根本的問題,還在選票,政治人物能否取得權力,最大程度仍然決定在人民的選票上。這代表收利益團體的錢不見得能夠做一些偏向利益團體、卻明目張膽背離民意的事。

如果中國支持的金權集團在選舉中失利,他所支持的政治人物完全沒有實權,那麼他們花的錢不是就白花了?

所以說,如果公民眼睛越雪亮、公民社會監督國會與政客的力量越強大,那麼金權集團將越容易被發現、越容易被懲罰。那麼中國想要把手伸進來的難度就大、誘因就低。

相反地,如果對方能夠透過金權集團進一步掌控媒體資源、抹黑競爭對手、鋪天蓋地的選舉綁樁、甚至妥善地隱藏塞給政客的資金、蒙蔽公民與法制的雙眼,那麼金權集團的運作就能越順利、對民主的威脅也就越巨大。

總結


本文要旨總結如下:

一、經濟上,自由貿易可能是台灣薪資衰退的出路:

  1. 台灣資本人才淨流出導致經濟衰落、薪資倒退,極需投資。
  2. 如果有產業受到衝擊,這時廠商退出市場,可理解為經濟成長下的資源重分配,不見得是壞事。
  3. 政府該做的事是擬定配套、充分評估,並落實併購案審查,遏止壟斷。

二、但政治上,兩岸的自由貿易卻伴隨著侵蝕民主的政治風險:

在「兩岸經貿越密切,中國越能威脅台灣民主」的直覺背後,以政治經濟學為依據,回答下面問題:

  1. 這個機制是什麼?
  2. 實際上來說,這個機制可能如何運作?
  3. 有什麼力量能制衡?

對公民的建設性政策討論,我給兩點建議:

  1. 任何政策都是取捨,要從這裡拿起一些好處,勢必要有東西從別的地方放下。如果捨不得放掉,就要做好不要拿好處的心理準備。我認為有建設性的公民討論應該是聚焦於一個政策到底要我們拿起什麼?放下什麼?
  2. 任何政策在做與不做之間都應該有中間地帶,也就是說,有建設性的公民討論問題不見得是要不要做,而應該是該怎麼做、做哪些?

總結來說,自由貿易能夠改善台灣經濟體質,也許能夠提升國民薪資,但是與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就會冒著侵蝕民主的的政治風險。不過就如同有很多機制能夠補償受衝擊的產業與勞工,公民社會應該有辦法發現並懲罰金權集團。在個經濟果實與民主威脅的取捨之間,還是有許多中間地帶能夠讓公民社會去努力。

 

http://musou.tw/focuses/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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