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往聖繼絕學──張載

 ◆傅佩榮

     張載（1020-1078年）有一句傳世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是他個人的抱負，也是儒家學者的共同理想。這麼崇高的目標，恐怕不容易達成。我們更關心的是：他如何找到這樣的目標？他又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做過什麼努力？

     張載是陜西人，陜西古為關中之地，而他的學派也稱為「關學」。他年輕時熱衷於軍事，曾想呼召同伴取回被西夏所占的洮西地區。二十一歲時上書范仲淹，暢談兵學。當時范仲淹受宋仁宗任命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也是一位著名學者。范仲淹見他器宇不凡，就提醒他：「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同時勸他讀《中庸》。

     他當時讀了《中庸》，但覺得有所不足，於是又念了佛教與道家的資料，然後再回到《六經》。三十八歲時，他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對其他學者的期許是：「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

     他拜訪當時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但相談不洽，因為他的政治觀已經深受孟子影響，主張「法三代，仁政必自經界始」，居然想要取法古人的示範，並以畫分田界作為推行仁政的第一步。這其實也是先拼好經濟，改善百姓生活，然後再實施教化的構想。他五十歲回歸老家，學問漸成系統，教導學生「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他的氣魄日益開闊，他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並且認為：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正是：「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

     他所謂的「為往聖繼絕學」就由此展開了。首先，往聖是指孔孟，而絕學是感嘆儒家之道久已失傳。學術不能復古，若要繼承就必須「接著講」而不能只是「照著講」。這時挑戰有二：一是要由儒家立場批判當時流行的佛教與道家；二是要重新詮釋儒家與人生各種問題的關連。

     針對佛教，張載的對策是「立氣破空」。佛教主張四大皆空，以「心」作為天地起滅的主宰，否定了物質世界的實在性；同時，佛教還「以空為真」，認為人生人死皆是幻妄。如果這是真實情況，那麼死後輪迴又是怎麼回事？張載的意思是：萬物的原始質料是「氣」，氣的屈伸即是鬼神：「鬼者，歸也」，「神者，伸也」。他說：「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為魂。」這是從《易經‧繫辭傳》得到的理解線索。

     針對道家，張載的對策是「以有破無」。老子的思想是「有生於無」，由此可能導入消極無為，甚至避世頹廢的後果。張載認為，有與無都只是「氣」的聚與散，這兩者是一體之兩種面貌，並無本末之分。

     接著，讓人好奇的是，這種「氣化一元論」（用氣的變化來解釋萬物的存在與發展）真能代表孔孟的思想嗎？讀過道家《莊子》一書的人都知道，莊子在描寫生死時，明白宣稱那是「氣之聚散」。那麼，張載如果堅持宇宙萬物的本源是「太虛」，而「太虛即氣」，那麼他就必須說明人性的特殊結構，否則又如何接得上儒家所強調的道德修行？

     張載認為：人有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前者是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可以經由學習而改善的。這兩者都是人性的組合部分。他的說法是：「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意即：人誕生於世，有了身體，那麼氣質之性隨之出現。這種氣質有清有濁，有剛有柔，但總是有所偏執。如果「善反之」，好好回溯本源，譬如讀書明理，反身而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身上還存著天地之性。

     天地之性又稱「天理」，氣質之性則代表了「人欲」。孔孟立「天理」，但其學說失傳，以致後人「滅天理而窮人欲」，陷入人欲橫流的不堪之境。因此，人生只有一條路，就是「存天理，去人欲」。這種觀念成為宋明儒學的共識。於是問題成為：人皆有人欲，但人欲必然是惡的嗎？答案是：把人欲當成私慾或物欲，那麼必然以私害公，造成社會災難；但是人欲也可以經由修行而成為大公無私而不再以自我為中心，那麼這時就顯示了「天理」的作用。所謂讀書明理，學做聖人，其關鍵全在此處。這種說法不是沒有困難。譬如，既然「氣」是萬物的本源與實質，那麼氣與天理的關係如何？為何物質性的氣，會給人以道德上的要求？人為何一方面要隨順氣的變化，如張載所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而同時又須致力於成為完美的聖人？

     宋明儒者凡是主張「存天理，去人欲」的，大概都無法迴避這一類質疑。現代人固然要學習明白天理（人生的應行之道），但同時也知道自己既然是人，就不可能擺脫人欲的束縛。人欲未必是束縛，它也是真實人生的軌道。就像孟子說的，聖人之中，有「清者、和者、任者」，以及像孔子一樣的「時者」。清、和、任三者，都離不開特定的氣質軌道；「時」則難上加難。宋儒之可貴，未必在其學說，而在其理想高遠而心境平和，是即孔子所謂「君子坦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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