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祀汾陰」回程時，在河中府轄境的河神廟附近，登上一個亭子遠眺（真宗似乎喜歡遠眺），但見黃河之上有漁夫在駕駛小船捕魚，岸邊田野有農夫在操練耒耜耕耘，不禁說道：
「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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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這一段話，很「哲學」。「日用而不知」，是《周易•繫辭上》中的話頭。一般以為《繫辭》等解釋《周易》的文字為聖人孔子所作，今天已經很難考證，但這類文字確實藏有高妙的生命智慧，值得現代人慢慢玩味。
《繫辭上》中的完整話語如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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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這番話，很麻煩，可以知道幾個事實幫助理解。
世界處於陰陽變化之中，這種變化乃是「大德」所在，很難測知；但其正道在「生生」之際，因為天地之「大德」是「好生」。故天下萬有「生生不息」，是聖人也是神祇的願景。
而「生生不息」，是不需要被打擾的。因此聖人與神祇都期待「無為而治」，也即在民間自發秩序原理下，百姓自發呈現生命活力。但達致這個生態，以搶劫、盤剝私有財產為能事的「非生產性掠奪集團」就是一種禍害，如官司聚斂，如墨吏榨剝，如藩鎮割據，如契丹南侵……聖人作為邦國精英，百姓讓渡於他們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於他們制止各種「非生產性掠奪集團」的巧取與豪奪。而百姓可以不必知曉此中邏輯。
仁政，也即合法權力的「體」就是致力於「無為而治」；「用」就是達致「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一切合法權力最重要的民生訴求。君子之道在到達此一境界的日用倫常中，幾乎看不出它的使用，所以稱之為「無用」。但正是這種「無用」才彰顯出「無為而治」的「大用」。
真宗讀書頗勤，對《周易》有心得。可以說，這話頭，捫著了聖賢之心，也接近了神祇之道。邦國治理中，「百姓作業其樂」，是公序良俗條件下的最優生態；「使吏無侵擾」，是通往無為而治的法製成效；「（百姓）日用而不知」，是聖賢放棄種種自我旌表後的天下渾侖之象，此象，元、亨、利、貞。
這一段話，透露出大宋君王「以百姓之心為心」的總訴求，是傳統中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正大自律。所以，他的好大喜功，確實如洪邁所說，與秦始皇、隋煬帝不同，基本不動用黎民力量，不因大典或工程而延誤農時，更不像無恥帝王們那樣打著冠冕堂皇的種種旗號「白使喚人」。大宋用人，就有賞賜，也即嘉獎，也即報酬，而且還很豐厚。大宋，講理。因此，他的大典、大工程，幾乎相當於開闢了特殊的臨時就業渠道，用一種勞役方式給予文武士庶以足夠犒賞。這事帶有相當程度的「富民」政策性質。
當他面對天神地祇，像孩子一樣宣誓，並以「受命於天」的「代表」資格，為天下祈福時，我相信他的真誠。
帝王與帝王不同。
大宋帝王與歷代帝王不同。
真宗更不同於其他大宋帝王。
他一方面需要按照時代給定的精神資源、思想資源和知識資源尋求超越於自我的力量，以「神道設教」的模式「恫嚇」可能的異族侵略者，最大限度地爭取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虔敬地相信：這個超越於自我的力量一定存在——雖然他還不可能知道，這個超人力量，這個絕對力量，是單數還是複數？他更無以名之，這個力量究竟是「昊天上帝」還是「玉皇大帝」還是「太一真君」還是「后土神」還是「五方帝」？但他知道的是：在「我」趙恆之上，定有一種力量。能夠庇護大宋帝國的不是「我」趙恆，而是這個「力量」。為了獲取這個力量的支持或恩典，「我」趙恆必須「愛民」！從《尚書》以來的傳統，就已經早早告訴了他：天心即民意。天下人都應該是天子之子，而「我」趙恆，不過是「受命」來管理這方民庶而已。
簡言之，「我」趙恆「受命於天」，對天而祈請的，是「佑民之道」。
這種真誠，了解真宗一朝種種故實，就知道並非虛言。
說到「受命於天」，安於百年激進思潮的人物往往認為這是「統治階級欺騙民眾」的措辭，認為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但在我看來，這類講述或書寫，乃是一個「天大的文明」。
《自由大憲章》第一句話就是：John，by the grace of God，這位約翰，英格蘭國王兼愛爾蘭宗主，就認為他的權力恩典來自於上帝。通常，by the grace of God 這句話即翻譯為「受命於天」。
事實上，美利堅的《獨立宣言》雖然將主題指稱由君王替換為人民，但《宣言》所引入的「超驗維度」仍然是「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旨意」，且認為人的權利乃是「造物」所賦予。
更早於《獨立宣言》1百多年，奠定了「美國精神」的《「五月花號」公約》，那是百多位來自英國的北美殖民者，在上岸之前為了尋求約束與自治，起草的宣誓文本。它也同樣引入了「上帝」這個超驗主體。《公約》的第一句話就說：In the name of God。通常，這句話被翻譯為「以上帝的名義」。
在世界範圍內搜索，會發現，自詡「受命於天」「天賦人權」「以上帝的名義」，開始講述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文本，很多。這類講述，就是「政治文明」。理解人間秩序的「超驗性」前置，需要一點植根於人類心底，也即植根於「集體無意識」的衝動。抱持一點敬畏之心，抱持一點對人類「理性有限性」的感覺，甚至不必一定是多麼深刻的認知，對這種「超驗性」的肯認也會獲得趨近它而不是背棄它的——能力。真誠說：謙卑，敬畏，對超驗的肯認，是一種能力。在「無法無天」流行長久的時空，一些人漸漸失去了這種能力。
真宗很可能明了中原衣冠文明，其源頭，是接續《尚書》《周易》傳統的。在那裡面，有敬畏，是在「畏天」感覺中，試圖對人間的混亂做出神聖的救贖。所以，「神」「天」「帝」總是頻繁地被講述、被推演，甚至，被建構。
但是，中原，自嬴政以來，將「封建制」破毀之後，萬代承襲秦制，而誕育於先秦「封建制」的天道敬畏，在離散中不斷稀釋，吾土漸趨一統，而吾民漸趨散分。領主莊園的消失，集權冷酷的高壓，讓「社會」也一個個分離。「絕地天通」在秦後成為現實，吏治無情而冷硬，民間蒼白而無助。很多官員少操守，不少士庶無信仰，普遍社會不自治。是不是可以回歸《尚書》《周易》傳統，召回「敬畏」感，在「秦制」千年傳統下，重新凝聚散沙而成磐石？
自從「五胡亂華」之後，中原迭經戰亂，異族入侵成為中原不得不防的禍害；而藩鎮更往往藉助異族力量一逞私慾。如是，中原，現在已經越來越呈現為異於「他者」的存在，這是古聖沒有遭逢的格局。但天下可以由契丹來安排嗎？可以由西夏來安排嗎？可以由大食、占城、蒲端、日本來安排嗎？契丹人的殉葬制行徑，井下投毒殘害大宋子民的行徑，射鬼箭行徑……讓真宗大帝感到不安。他能想到：當我「受命於天」開始治理中原天下時，事實上，正承受著一種沉重的責任。中原如果是「散沙」而不是「磐石」，就沒有力量；而在我之上，更有一種無限而絕對的「大能」，我需要尋找這個「大能」來啟示我、保佑我、推動我，救贖秦始皇嬴政以來「散沙」化的中原，也救贖遍布野蠻勍敵的世界。
當我這個「受命於天」的帝王與祭司一般的士大夫們共同治理這個帝國時，遭遇了他們那麼多的批評和反對之聲。我，趙恆，是正確的嗎？在趙恆「這個人」那裡，他自己存在於此岸的「成」與「敗」，不是他行事的主要考量，「是」與「非」才是。做重要的事，但要做正確的事。如果這件事正確，也很重要，「這個人」可以不畏懼面臨失敗。
「受命於天」，說明世俗的權力並非至高無上，甚至，連江山社稷也不是圖騰，不是信仰對象，不是無條件效忠的實存。終極至高之絕對，在人類精神結構中，只能是神。「受命於天」之後，可以藉此而生成或培育超驗信仰的萌芽。通往信仰的邏輯在此。真宗似乎有意要將「大宋帝國」由一個「世俗帝國」漂洗為「神聖帝國」。而「神聖帝國」，乃是凱撒與祭司合為一體的宏大敘事。當著薩滿巫術傳統已經式微，而「一神教」還沒有機緣進入世俗世界時，這種宏大敘事是建構性質的，而不是演繹性質的。因此，它先天性地缺少神恩惠顧與時間浸淫，沒有支撐這種敘事的根脈、邏輯與普適精神；相反，在「多神信仰」久遠而又遼闊的背景下，不過又添加了一種信仰而已。
當他不自覺地試圖將「大帝」與「祭祀」兩副擔子同時挑起時，事實上是力不從心的。
所以，我相信這位十一世紀的帝國領袖，有一種為他朦朧感知但無法指陳的隱秘的悲壯感。他用「神道設教」的方式去相信神。他對神的最高籲請，就是「天佑大宋」。他已經被他推演的邏輯縈迴旋繞得進入了聖潔的迷狂，也許，他以為這種感覺就是「神召」，是神在他自造的「天書」中，召喚他成為合格的「受命於天」的俗世領袖。而他的「使命」，就是救贖這個混亂的天下，在與「他者」共存的世界上，安排中原華夏以「敬畏」為主題詞的未來。
敬畏，以及敬畏的對象，不是假相。那是金星與火星之間，人類能夠感覺到的基本實在，就像一個人感覺到了暈眩和堅硬一樣。對星辰大海，對天命神道，對上帝或昊天上帝的敬畏，並非簡單的「假設」，那同時也是人類對宇宙真相和「絕對」力量的知性理解，與，實在感覺。
嘲笑宋真宗「神道設教」是可以理解的；嘲笑他是否真的「受命於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時嘲笑他的虔誠敬畏之心，就如同嘲笑英王約翰、美利堅領袖傑斐遜和「五月花號」上的1百多位大不列顛清教徒一樣，實在是沒有認清人性源於自然求索真相的真相。政治文明之所以需要「超驗」前置，也即對「絕對」的敬畏，是對文明的一種自動趨近，是對野蠻的一種自我剝離和制衡，是走出犬儒和厭世藩籬、不可承受但必須承受之「重」。當「敬畏」開始照耀時，生命會獲得一種賞心悅目的感恩。祖蔭或是神創，生命之來源會與當下共時存在。於是，一種克己性質的道德律令讓敬畏者變得潔凈而又豐富。即使他在積建的大廈註定失敗——如玉清昭應宮——那「敬畏」的道種還是會氤氳存在，遊蕩於大地、升騰於天空，在大海星宿之間迤邐穿行。所以，神享用的不是「太牢」，不是「燎火」，不是「大典」，不是跪拜匍匐，而是——敬畏。
有此敬畏，與，無此敬畏，中間橫亘著的，（如我曾經說過的那樣）是「遼闊而頑厚的隔膜」。
基於此，我甚至願意同情理解真宗大帝以「敬畏」為主題詞，大搞「神道設教」這一場「勞民」而「不傷財」的求神祈福運動了——之所以說「不傷財」，是因為藉助真宗毫不吝嗇的賞賜和蠲免，以及種種商業性購買，財富，已經重新回到了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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